另外，4年时间又该如何看待？2009年颁布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所设两个审批项目——港口、码头、装卸站以及从事船舶修造、打捞、拆解等作业活动的单位防治船舶污染能力专项验收和船舶货物污染危害性评估机构认定，也在同一批取消之列。
现代社会数百年的持续进步，反证了社会核心价值的存在。可见，中国宪法认为，宪法权利实现均须仰赖国家。
因而，宪法将法律体系与道德规范体系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串联起来，既维系了现代法律体系所赖以存在的自治性之根基，打通了其与道德规范体系的双向联接管道，以一种巧妙的方式赋予了形式法治以实质性的道德内容，又为道德提供了一种符合现代性要求的承载机制。利益之争主导着价值之争。更或者说，对于这种淡化，现代人也乐见其成--乐由自己享，而苦则由社会和他人负担，何苦要操心？当现代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这种困境在不知不觉间生长，俨然成为现代社会的最大困局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讨论基本转向了道德文化领域。在宪法价值体系中，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对作为当下中国社会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宪法表达。
[27] 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偏重于意识形态的教化与主流精英的言传身教。加之，资本主义为满足无限欲求，不断将大众工具化，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的组织角色（马克思所言人的异化），作为补偿，资本主义不断促进大众享乐倾向，进而导致人的精神生活日益萎靡，社会责任感日渐消却。〔4〕〔5〕〔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32、733、735页。
法律终于不再承认自己面前存在有特权者，在法治原则的作用下，国家、政府作为法律人格（像公民一样并与公民相对应）其成立、权力及其权力的行使过程均受到了预先规范的限制，由此，政治秩序便转换成了宪政秩序。我们决不能否认中国存在有一个规范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体系，即宪政的形式。事实上，各国规范公权力的制度形式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情形。复杂的、制度化的政治建设是革命后社会必须长期面对的重大问题和任务。
二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权利。古典自然法理论的基本形态中既包含了民主的要素，也包含了宪政的要素。
〔5〕 在革命时期，就民主的意义来定义宪政，无论就历史抑或理论上大概都是不可避免的。 二、宪政的逻辑指向：规范政治 从有用性来看，宪政最一般的内涵就是规范政治。这标志着行政诉讼全面进入我国正式制度的范畴。〔11〕总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经历了从政府法制到依法行政，再到法治政府的进步。
就此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政要素的不断增加应是一个客观事实。正是行政诉讼制度的存在，行政相对人有了对抗行政机关的合法渠道，各行政主体再也不敢、不能肆无忌惮地使用权力，使得行政权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即由长期养成的行政权凌驾于公民权之上转变为法律对行政权的规范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就此而言，宪政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是规则要素。这些伟大的实践和创造不仅有着意识形态的外壳，更重要的是它是用来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人权保障呈现出了较为显著的法律化趋向。〔19〕〔意〕萨托利：《宪政疏议》，载王焱等编：《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118页。
其主要表现为行政诉讼制度、人大监督制度以及执政党依法执政原则对规范公权力所形成的有效张力。在人类的政治史上，法律长期以来一直主要是统治者控制社会的工具，而统治者本身则很少受法律的控制。
在新中国业已形成的政治结构中，执政党依法执政方式的嵌入，理论上看将带来三方面的发展取向：党政功能在法治基础上的适度分化。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而2011年全国人民法院审结一审行政案件已增至13.6万件。公权力的失范是政治体系存在深层问题的信号，这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重挑战。在政治发展的话语中，即使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也总是同时被提及的。个案监督、倡导并督促建立和落实执法责任制与错案责任追究制。
不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所取得的进步是以这一核心机制为基础的，而且未来政治发展也取决于这一机制的充分实现。〔8〕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作为政府控制社会的工具的法律，现在反过来成为社会控制政府的工具了。
〔3〕〔美〕亨金：《权利的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页。质询和询问是人大监督的基本制度，质询案从无到有，影响也越来越大。
〔10〕〔15〕〔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32、29、4页. 〔11〕袁曙宏：《30年行政法治建设回顾与前瞻》，《法治日报》2008年12月7日。同样，宪政也是用来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较完善的公开审判制度、人民陪审制度、辩护制度、法律监督制度、死刑复核制度、诉讼代理制度和司法救助等涉及司法人权的制度。这种看法是很有一些道理的：首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法律要对普通民众形成有效约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民众面对的是法律规则及背后组织起来的政府力量。长期以来，各级党委和党的领导干部的守法问题是我国政治生活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我国规范政治所面临的一个难点。这一点为中外政治发展理论所肯定。
这同时意味着公权力活动的范围、程序、方向在人权领域的规范化。大体来看，这一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至1988年的恢复重建阶段。
鉴于宪政最一般的理论抽象即规范政治。制约的思想仍然是宪法的基石。
〔10〕 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宪政要素的增加是一个事实 宪政即规范政治，它最一般的涵义是指以规范公权力为手段以保障公民权利为目的的一整套制度。它不仅在于老百姓是否守法，更在于公权力是否接受法律的规范。
而党的领导则构成了政治发展的现实保障，是影响发展最为主动和有效的力量。〔13〕有评论认为，全国人大在提高监督能力方面还是取得巨大的进步的。在党权与其他权力（利）的关系上，有依法执政的原则。〔12〕以十届全国人大部分统计数据为例，五年来，共听取和审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41个专项工作报告，15个决算、审计和计划执行情况报告。
来源: 《学术界》(月刊)2014年第2期 进入专题： 宪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所以，宪政不是也不应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合理选择。
现实中，工作报告获得通过票数的高低之别具有着一定的警示意义，并且，在人大的历史上已开始出现工作报告不被通过的情况。所以毛泽东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
问题的导因之一在于我国政治体制中权力配置的失衡，以及市场经济的利益导向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相结合之‘官场潜规则的蔓延。〔16〕其实，这一立场在当代中国也大抵如此。